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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网络评论中的二元对立框架与形象塑造

归档日期:06-03       文本归类:二元关系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近年来,部分自媒体文章(评论)在宣扬报道中国科学家、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时,使用“知识——娱乐”二元对立框架对正面人物进行形象塑造,给娱乐圈中艺人的“高知名度”、“高收入”与正面人物的“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标签相对立,表面上呼吁社会关注被忽视的精英、英雄,实际上却是在煽动受众情绪、加深社会阶层的对立。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试图通过对近五年来在自媒体中热传的网络评论,探究这些文章中叙事手法,并就受众对类似话语陷阱的解读、淡化社会误解提出相关建议。

  当科学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生产和生活模式必定会迎来一场革命。[ 温世君.拥抱“互联网+”的基础是用户思维——受众角色的重构与媒体转型[J]电视技术.2015,39(16)]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受者与传者的角色逐渐融合,用户得以依托自媒体平台进行信息发布,对公共事件进行点评。然而,大众自传播的局限、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观、认同构建的困境以及职业新闻素养的缺乏等因素,导致了网络新闻以及衍生的生产内容缺少理性表达,在相当一部分网络评论中,充斥着生产者的主观情感色彩与话语陷阱。

  近年来,在互联网上被广泛热议的《姚贝娜之死 之殇》、《黄晓明PK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敌一场作秀?》、《中国明星为何比科学家拿得多?》等网络评论,在宣扬报道中国科学家等业界精英时,才“知识——娱乐”二元对立框架中进行形象塑造,将娱乐圈中艺人的“高知名度”、“高收入”与科学家、将军等“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社会角色相互对立,再通过模糊、夸大甚至捏造事实的叙事手法,煽动受众情绪,以加深社会的阶层对立。

  伴随着自媒体的崛起,新闻传媒业生态经历着剧烈的动荡,以数字为核心的新媒体环境中,受众获取信息的途径发生着改变,博客、微博、QQ、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令用户突破了现实社会的局限,在新媒体形成的公共空间内,大众自传播已成为相当强大的传播力量。社交平台的兴起,带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新闻的大规模业余化,[ 常菲.互联网兴盛与公民新闻兴起[J]青年记者.2013.10]社会个体拥有了发声的权利与渠道进行大众化传播。传播与接受不再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发生,传播与接受依托于媒介而融合,大众由单纯的受众进化为传播的主体,并对信息进行有倾向的选择。

  在这种传播中,新媒体新闻大众的局限也不断暴露,作为理性公民的公民阶层并非是大众传播中的主体,也没有形成成熟的传播模式。[ 杨延琪.论新媒体新闻大众自传播的局限[J]编辑之友.2014(8)P50]相比较职业新闻评论,发生在民间舆论场中的个体观点缺少专业的新闻规范,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包含了大量主观情感色彩。

  依托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公民新闻的生产和扩散,在带来信息繁荣的同时,也透支着自身的公信力与传播质量。这种用户个体的自由发声,相比职业新闻,网络评论并不严格遵循新闻报道的公正客观原则,以至于出现了快速追逐话题的现象,发布的信息缺少完整深入的了解,部分内容判断肤浅化与感性化、信息传播的缺失,影响着受众的认知。

  随着网络媒体的繁荣,信息全球化令媒介不断融合,媒介与信息在获得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引起了信息的泛滥。从过去的被动接受单一、有限的信息,到当下如洪水般袭来的信息流,受众对信息产品的品质提出了空前苛刻的要求。[ 郭琳.多屏时代的媒体受众——从媒介融合背景下受众角色的转变谈起.[J]电视研究.2010(8)]在信息全球化的语境中,集文字、声音、视频、图片于一身的多媒体作品取代了单一的信息生产,移动终端的交互性实现了受众与信息发布者的双向交流。媒体与受众互动方式的改变,促进了受众由单一受者变为传受合一的双重角色。

  网站以秒计算的不断更新的信息,会使得公众对信息内容的了解越来越多,但大都停留在蜻蜓点水的程度。吴晓明在公民新闻与社会舆论的研究指出,当代中国,公民只是扮演了舆情追随者和煽动者的角色。[ 吴晓明.网络“公民”新闻的社会舆情解读[J]. 河北学刊,2011(3).]当某件公共事件引起互联网的风起云涌,经历了短暂的喧嚣后,又很快湮没在一个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受众在新媒体空间中,持续的集体行为难以实现。

  当公共发生引起网络围观时,这些情绪会引发对抗式的解读。受众具有独立认知和思维能力,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立场、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在特定的时空、生活环境、政治氛围中,会进化出对信息的多元解读方式。在相互印证以及对信息的解读过程中,受众会从自身的利益、立场、职业、所属群体、生活经历以及对信息真实性、可信度等判断加以选择。[ 陈小伟.传统媒体面对受众对抗式解读的困境及对策[J]当代电视.2012(9)]

  缺乏新闻专业素养的公民新闻,在为受众接收、解读的同时,也因为片面的真相、主观的情绪而引起集合行为甚至是议程设置。尤其是关于公关事件的公民新闻中,更多的以新闻评论的形式发声。这种声音的背后缺乏理性,在构建逻辑链中,价值判断往往多于事实判断。

  和谐社会就是在不断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增进团结的过程中达到。[ 郑杭生.社会学理论视野中的社会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2007)[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昔日全景监狱的社会模式中,官方媒体垄断了臣民信源,习惯了以俯视的姿态进行单向的灌输,囚房中的“囚徒”只能认真领会、深入贯彻。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信息墙壁,民间舆论场迅速崛起,当“官方舆论场”不能为公众提供话语权话语表达需要时,公众就会转向“民间舆论场”并与官方舆论相对抗。尤其是官方媒体会根据政治风向对事实进行选择呈现,尤其是涉及到贫富差距、官民冲突等具体矛盾的事件,即使官方媒体报道了事实,民众对官方媒体的不信任、格式化的官方语言、对于关键事实的忽视等因素,也会引发对抗式解读。

  新闻与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为了世人提供观察主义的窗口。在传统的新闻报道中,受到新闻客观原则的要求,新闻工作者都会尽力维持文字的客观公正,尽量减少甚至消弭字里行间的主观情绪,即使是在新闻评论中,作者也需要建立普遍性的认识框架和普遍性的判断标准。[ 马少华 刘洪珍 主编.新闻评论案例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大众传播的基本要素是媒体的专业化、规模化和传播单向度。[ 温世君.拥抱“互联网+”的基础是用户思维——受众角色的重构与媒体转型[J]电视技术.2015,39(16)]

  但自媒体的大众化特征,注定了内容生产者行为的不确定性,因而,新闻的专业主义注定了其不可能像医生与律师受控于少数个体的权威掌控,媒介信息是就像社会运行的血脉,布罗且流动于整个社会之中。[ 李岩,李赛可.新闻专业主义的悖论探析[J]新闻界2014(1)][ ]他们更多追求眼球效应。[ 郑满宁.舆情2.0时代新闻事件命名机制研究[J]当代传播.2016(6)]受众个体逐渐掌握了对公共事件的价值判断专属权,令话语场格居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大众媒体机构的信息垄断被打破,受众依托新媒体得以参与到信息传播链中,在公关平台上就重大议题发表意见。主动设置和修改议程、独立承担起新闻的采编发甚至解读工作,就重大议题发表意见,成为自我兴趣的“个性化把关人”。在这种背景下,受众的主体意识被唤醒,不仅能选择接收信息的内容,还能可以自主反馈、直接发布信息,受众的参与意识和分享意识则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

  但在受众参与分享的过程中,却鲜有理性的影子。在情感的推动下,受众对于互联网中的信息缺少鉴别。在民族主义事件中,这种现象更加明显。杨国斌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国的网络事件中,愤怒、同情与戏谑最能激发网民参与抗争。[ 盛芳.新媒体语境中新闻失实与媒体文化的变异[J].编辑学刊.2012(3)]虽然情绪宣泄能促进信息在新媒体中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但缺乏理性的表达,也很容易随着受众情绪宣泄之后的疲倦而陷入消解。

  在公共事件的传播中,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在向受众传播信息时,都会出现选择性呈现事实的现象,受众碎片化的新闻阅读习惯,也导致了用于迅速做出模式化判断,下意识将“相关”和“因果”混淆。[ 彭兰.“内容”转型为“产品”的三条线)]

  在专业化的时代,受众依赖印象式的符号来接受、传递信息,在缺少深度注意力投入的年代,用户迅速形成情感与思想,习惯了迅速表达,聚焦得快,消散得也快,虽然提升了传播的强度,却缺少持久性与控制力。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依托于政治制度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进入现代化阶段,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建立相对成熟的社会运行系统。法律保护公民的发声权,使之免于政治高压的恐惧。科学技术创造舒适的生活方式,令公民不再为生机担忧,转向了“马斯洛金字塔”更高层次的需求。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模式的根本性转换。[ 喻国明.媒体变革: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J]人民论坛.2009(16)]此前作为唯一信源的“瞭望塔”地位下降为“舞台”,被封闭在牢房中的臣民不再恐惧监视,在法律和科技的保护下,他们上升为“公民”。

  新媒体的崛起,打破了全景监狱中阻隔彼此的信息壁垒,公民借助各类媒体交互着信息,设置着社会的公共议程,质询、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之中的权威。[ 喻国明.媒体变革: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J]人民论坛.2009(16)]尽管公民自身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管理,但是他们却很积极地接受他们各类媒体的信息轰炸,凭借自己的想象和猜测,甚至基于捕风捉影的流言、以及对政府的刻板印象,就做出主观片面的判断。

  而这一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权力的权威持续下降,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组织、机构集体的影响都被直接弱化。最终导致以上每一个主体都能通过自媒体得到话语权,有发表见解进行活动的权利,在各自的活动中,由于之前被视为权威的思想已经被“共景监狱”模式削弱,导致每一个主体能会进化出独特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多元主体的出现,导致了多元价值观的形成,这种价值观,体现在对于公共事件的不同意见评论中,在微博、贴吧、门户网站的评论互动区,多元主体可以进行发声,不同的观点、多元的声音、多重视角都能自由表达交锋。但是在公共评论留言区内,理性表达的声音实在太少。在《黄晓明PK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敌一场作秀?》中,路长全使用了“戏子”、“作秀”、“挥金如土”等带有歧视性色彩的词语,以此衬托屠呦呦“呕心沥血地奉献一生”的光辉形象。

  铁血网用户“陌上默守”撰写的评论《姚贝娜之死和之殇 中国人到底怎么了》,姚贝娜的歌曲,在导语中被贬为“糜音”,只为了衬托上将的“力挽乾坤”的英雄光辉。网民们对两位逝者不同程度的悼念,成为陌上默守笔下“名将不如名伶么”的民族悲剧......除了自媒体上的生产内容,媒体评论留言区的口水战也触目惊心,围绕着这些网络评论,留言区衍生出各种不堪入目的字眼。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迈进所谓的后现代性的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英]艳东尼吉登斯 著,田禾 译.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在后现代性衍生的复杂社会中,多元主体之间各有分工,但是并不清晰,主体之间并不能自然而然的达成共识,利益、价值之间并不完美和谐。

  在后现代语境下,一切意义都遭到解构。社会难以形成一种被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尽管在社会交际中我们每个主体都表现出了真诚。主体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带来了我们形成共同认同的困难,而这,直接影响了现代社会中信任的建立。由于信任是构建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乃至人天秩序的基本因素,[ 胡百精.新媒体与社会信任[J]国际公关.2013(5)]

  整合社会是大众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之一。[ 李凌凌.新媒体时代的话语权博弈——央视东莞报道引发的讨论及启示[J]新闻界.2015(5)]不论是BBC,还是莫斯科中央广播电台,都在战争中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听众与国家生活这个象征中心结合起来。但在现代社会,意见表达途径的多元化造成了话语中心的离散。没有了权威媒体统一凝聚的价值观,社会共识也随之消解。

  当社会分化出多元主体的时候,也就是增加了信任的成本,维系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传统人伦情感伴随着多元生活方式的出现被逐渐消解,人们逐渐从个体信任转向了机械信任和制度信任。

  伴随个体间信任的削弱,我们不再信任人际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对官方媒体的宣传采取用对抗式解读和戏谑式地回应。

  现代社会的到来,催生了多元主体,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多元价值观的建构令原本强权统治下的单一世界迈入多元化,更促进了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差异效能。

  文化心理影响着人们在新媒体空间表现出的情感、思想、想象和纷争,基于不同文化背景成长的受众,会基于其特定的社会阶层、职业、家庭氛围、教育程度等经历会进化出多元的价值观,在日益密切的地球村中,多元价值观的碰撞更加频繁。

  在2012年初“内地儿童在香港地铁进食”的个体事件,经互联网的传播与发酵,演化成了内陆与香港网民的集体骂战,一个儿童的不雅举动,却因为“内陆”的标签以及事件的发生地“香港”,就被部分网民上升到了政治高度。百度贴吧内,“港狗”、“英狗”、“陆猪”等歧视侮辱性字眼随处可见。

  按照李汉林的观点,体制改革给社会结构带来最深远的影响,就是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随着经济成分、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差异的效能累加日益成为转型时期逐渐显现和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冲突和群体事件的触发根源。[ 刘勇.利益差异效能累加:群体冲突的触发根源:以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为诠释框架[J]福建论坛.社会科学版2011(1)]

  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的减压阀和情绪宣泄场所。处于转型期和利益调整期的中国社会,多元主体有着多元的利益诉求,但是现实和诉求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了民众的浮躁与不满,进而造成负面情绪的堆积。由于社会代偿机制的不健全,网民能够宣泄不满情绪的渠道有限,互联网——这片虚拟的空间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社会安全阀。虚拟社会的发泄性代偿 ,总比现实社会的影响要弱得多。[ 喻国明 李彪.2009年上半年中国舆情报告 (下 )——基于第三代网络搜索技术的舆情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10(3)]

  特定的社会功能,也注定了互联网中传播内容所承载的负面情绪。隐藏于“网络制服”之下的用户,在虚拟的世界中大肆宣泄,在宣泄的过程中,理性表达几乎是一张奢望,更多的时候,是网络传播者脱离社会现实、道德至是法律的约束,在公共空间中传播虚假信息,炮制惑众谣言,泄愤式的进行情绪宣泄,促使不明真相的群众情绪被瞬间引爆。[ 刘勇.利益差异效能累加:群体冲突的触发根源:以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为诠释框架[J]福建论坛.社会科学版2011(1)]

  传统媒体在向向新媒体转轨的过程,总是充满深刻的动荡,[ [加]哈罗德·伊尼斯 著 何道宽 译.传播的偏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过去,社会认同感伴随着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维系着社会的集体认同,而如今,公共事件的参与主体,大多是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缺少话语权的弱势阶层,阶层之间的差距不可避免差生了心理落差,面对物质利益取向作为普遍价值取向的社会,认同感为焦虑、失望甚至是愤怒,当心中的不满无法找到具体的职责对象时,媒介会习惯塑造一个敌人进行公共审判。

  在“-姚贝娜”、“屠呦呦-黄晓明”、“王宝强-墨子星发射”等将正面人物与娱乐明星二元对立的网络评论中,作者都使用了“塑造敌人”的兴许宣泄方法,将科学家、军人等正面人物与娱乐明星进行比较的,属于一种休眠唤起模式,这是一种受单一价值观支配的道德专断思维。[ 廖为民.突发事件网络舆论议题的演化及价值沉淀——以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议题为例[J]新媒体.2016(2)]

  任何一种叙述形式都是文化自身确证与传递的手段,[ 王焕,樊葵.二元对立的身份诉求与社会拒斥——论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叙事伦理[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随着文学叙述手法的多元化,新媒体中媒介形象塑造的手段也逐渐多元化。作为一种符号形象,媒介形象以符号集合体的形式存在,借助故事化符号组织手段呈现。

  朱若谷经过对报道案例的分析,发现在弱者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二元框架”的报道策略经常被采用,将涉事双方建构为“富二代-寒门学子”、“官二代-农村学子”的二元对立关系,根据框架的需要来取舍事实。二元框架,是把新闻嵌入在人们的固定成见中,[ 朱若谷.二元框架与“弱者”事件报道的线)]以满足大众心理预期、迎合受众的情感需要。

  在近些年的网络评论中,典型案例有《黄晓明PK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敌一场作秀!》、《姚贝娜之死 之殇》、《一个科学家不如戏子的国度能走多远?!》,这类网络评论中,被提及的当事人甚至并无直接利益冲突,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唯一有所交集的,就是围绕着评论中当时人的公共事件发生的时间有所重合,因为在互联网上网民的响应程度不同,就被置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中。

  在这些二元对立话语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未经深入调查就采用主观臆想或情感宣泄来代替事实,表达鲜明的褒贬。部分网络评论通过模糊事实、断章取义的手法,令“二元对立”成立。

  受众在阅读时第一时间接收的信息便是标题,即便只是一行标题,也要真实平衡客观,在网络评论中,标题更多是作为观点的表达,也需要基于事实的基础。2007年12月20日,鲁国平在搜狐博客中发表文章《中国明星为何比科学家拿得多?》,在标题上,鲁国平想要表达中国科学家群体收入不及艺人的事实,但标题本身,却存在称呼上的漏洞,“科学家”是职业属性的词汇,“明星”在辞海中则是“泛指在某一领域有影响力的任务”,并非是一种正式的职业,对其表述应采用“艺人”或“文艺工作者”。

  路长全于2015年10月10日在个人公众号发表的评论《黄晓明PK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敌一场作秀!》,文中通过将娱乐明星黄晓明和科学家屠呦呦提升至同一平台进行对比,这篇评论,在标题中就给屠呦呦定下了“努力一生”的设定,将屠呦呦的形象定格为“为科学事业而奋斗一生”的光辉形象,而对于文艺工作者黄晓明,路长全用的是带有蔑视色彩的“作秀”。屠呦呦的生物制药学研究生涯,始于她21岁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给她“一生”下结论,与“屠呦呦身体健康”事实并不相符。

  在文章内容的表述中,内容生产者选择使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呈现出怎样的事实,甚至对于引语的安排,都会有意无意地实现对新闻主题的构建。[ 张晋升,许诺.群体冲突报道中的事实选择与偏见消弭—以“城管掐小贩子”报道为例[J]新闻记者.2013.09]一些细节会在整体上影响到受众情绪,

  在具体内容的表述中,作者指出“黄晓明婚礼因参加的打牌太多,导致浦东和虹桥机场几近瘫痪”,但事实上,任何公民都依法享有人身自由权,参加朋友婚礼是天经地义,导致机场拥堵的是慕名而来的粉丝,这些粉丝的拥堵并非黄晓明、杨颖的教唆。这样的叙述方式不符合客观事实,将粉丝的不当拥堵归咎于艺人举办婚礼。

  对于黄晓明婚礼开销,文中的数字也有失偏颇:“当黄晓明挥金如土,婚礼奢华,费用达两亿的时候,而诺奖得主屠呦呦呕心沥血,一生奉献……”,文章中提到的“两亿”,也只是媒体根据现场的菜单、鲜花、蛋糕等结婚用品,结合市场价格进行简单计算后得到的,无论是黄晓明夫妇还是婚礼的承办公司都没有正式公布过具体数字,在婚礼上,包括蛋糕、手势在内的物品,都被证实是商家借黄晓明婚礼而做的广告,属于“以赞助蹭热度”的赠品,与文中“挥金如土”的土豪形象完全不符,这样笼统、主观的叙述,塑造了一个“有钱任性”、“张扬高调”的明星形象,配合“奉献一生”、“呕心沥血”等明确褒贬的词语,将黄晓明、杨颖、屠呦呦符号化,充斥着主观色彩。

  对于屠呦呦所获奖金数目(四百万瑞典克朗奖金)并未被具体提及,只是以“只能在北京买半个客厅”进行粗略描述。这种刻意夸大、模糊事实的叙事手法,放大了屠呦呦与黄晓明、杨颖的收入差距,

  在网络评论中,间接二元框架的构建也经常被运用于自媒体上的网络评论中。在《中国明星为何比科学家拿得多?》一文中,作者鲁国平首先将中国定性为一个“穷国”,“在明处艺人们每年进项有亿万的并不鲜见”,事实却是,当年中国籍艺人收入过亿的仅有成龙与刘德华。

  语言是媒体新闻价值取向的直观反映,媒体对版面的编排和处理对读者的新闻判断有着潜在影响。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自由表达,但是,对于具体事件

  “暗中女明星性交易即卖身从中国拿去的钱简直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而这些钱几乎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社会腐败阶层寻欢作乐的民脂民膏,官僚和富豪花得毫不心痛。”

  当开创中国自然科学先河,意义不亚于第一颗爆炸的事件却比不上两个艺人的一场婚礼的时候。

  对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其历史意义该如何定义,和爆炸能否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很主观的判断,但是称其不如“两个艺人一场婚礼”却是不实,两个事件媒体关注度的确有很大偏差,但并不能称其为比不上。而“中国自然科学的先河”这种专业定论,更是过于笼统。

  图片的设置,也会对受众的接受产生冲击,在《姚贝娜之死和之殇 中国人到底怎么了?》中,发布者老猫707配上了百度词条中“”、“姚贝娜”的搜索截图,因为“一张是全灰,一张是全彩;一张右侧是纪念专区,一张右侧是普通的相关人物推荐”,老猫707就得出了“一代国人颓废如此”的结论,更进一步上升到国家层面,指出“我们的教育失败”,中国的国人“在麻醉中迷茫,像在大肠一样肮脏的社会中堕落。”

  事实上,二元对立框架的网络评论并非个例,将“科学家”、“军人”与“艺人”相互对立进而进行价值批判的网络评论近十年来多次出现,而此类网络评论往往在事实呈现的过程中先做价值判断,后做事实描述,在叙事中强行塑造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对立,令群体隔阂观念残留在人们心中。

  仇恨的情感一旦过度膨胀,就会左右人们的理性判断。《某“戏子”发飙,惊动全国人!中国科学家的地位为什么不如戏子?》的文章,将周杰伦个人的不当行径定性为“享受虚幻光环”,并在此将周杰伦个人偷换成“明星群体”,联系到同时期其余出轨、吸毒、嫖娼的艺人,将他们的行径置于同一话语体系中,将不同个体间没有联系的违法行为,描述为“恶性膨胀”。

  话语陷阱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语言学和逻辑学早就开始了对话语学的研究。从“白马非马论”、庄子寓言中的濠梁之辩,隐藏在思辨困惑之后的话语陷阱,在社会舆论结构之下的话语陷阱。

  如今,自媒体凭借迅猛发展,受众借助自媒体的发生平台,编织一个又一个狭隘的身份陷阱,冲击着社会,通过构建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先入为主地将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贴上其所代表群体的标签。

  人类社会系统倾向于按照群体的不平等来组织,当基于群体的社会等级的程度即将变成道德上令人不快的或结构上不稳定的时候,等级平衡便会出现。[ [美]吉姆·斯达纽斯、[美]费利西亚·普拉图:《社会支配论》,57—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伴随着现代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结构上的稳定和道德危机也产生,社会不同阶层就会产生阶层下滑或者对阶层流动道路关闭的焦虑,在这种背景下,会将弱势的现状归咎于精英集团的不道德剥夺。[ 赵云泽,王靖雨,滕沐颖,焦建.中国社会转型焦虑与互联网伦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5]

  在这种语境中,网络评论中总是充斥着“我们”与“他们”的两级对立身份话语的评论方式,强化了“我”与“他者”概念的对立。在意见表达过程中,表面上顶着“公知”、“良心”的面具呐喊疾呼,但字里行间中,却处处充斥着挑拨不同群体关系的、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暗示,令一些偏激言论显得顺理成章。

  屠呦呦、等正面人物的确需要社会的赞扬,但是对他们的敬佩不容掺杂私活,在激烈的思辨中,受众有可能陷入反思甚至是话语陷阱中。

  在现代社会,公共话语平台中的观点表达需要要素思考,作为信息载体的新媒体为何会上演一场情绪宣泄?尤其需要反思长久以来对于二元对立身份话语潜意识运用带来的传播影响,[ 陈佑荣,何双百.全球化语境下电视新闻直播中的二元话语叙事与身份政治陷阱[J]新媒体.2014(14)]这种导致交流障碍的狭隘的身份陷阱为何能在自媒体的喧嚣中获得广泛传播?

  不难想象的是,如果自媒体过度充斥的二元对立的表达框架,那么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将会闭塞,无形之中建构起的“巴比塔”也将迅速横亘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势必消解对话的能力。

  媒体若要促进一个开放的全球化对话,其对于身份的形塑就不能完全固守于标签,还应做到客观,避免作者主观的想象。这种想象往往把“他者”带到延伸的对话中,成为一种负面形象。

  例如路长全的《黄晓明PK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敌一场作秀?》一文,仅仅是根据网民在互联网中对于事件关注度、屠呦呦与黄晓明的收入差就得出了“一生努力不敌一场作秀”的结论。下文,对黄晓明和杨颖的婚礼,采用“挥金如土”的贬义色彩的形容词,

  诺奖得主屠呦呦呕心沥血,一生奉献,奖金却只能在北京买半个客厅,所获报酬远比不得baby一季跑男的收入。

  在这里,路长全虽然是呈现了事实,即屠呦呦所获诺贝尔奖金低于杨颖在《跑男》一季的片酬,但是却将价值观一元化,以简单的财富多寡判定个人价值的实现。

  而“难道中国梦要落到“戏子”身上吗?”更是毫无根据的主观情感宣泄,除了“戏子”一词的歧视色彩,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谱写,文艺工作者用合法途径获取酬劳,创造精致的文化作品,也是中国梦篇章的一部分。

  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三无科学家屠呦呦 凭啥获诺奖?》文章的传播效果远大于其他新闻报道,作者孙建勇在标题中,用“三无科学家”的标签代替“诺贝尔奖得主”,对于“屠呦呦获奖”的事实,则以“凭啥”从个案出发否定整体,即屠呦呦在国内未获院士身份反而获得国际认可,进而全盘否定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认为所有“三有”(会英语、有院士身份、发过 SCI 论文)的科学家都不一定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郑满宁.舆情2.0时代新闻事件命名机制研究[J]当代传播.2016(6)]

  本研究主要讨论了网络评论中采用二元对立框架进行形象塑造的网络评论及其话语之下的修辞陷阱,研究发现,此类网络评论喜好采用二元对立框架,配合模糊夸大事实、混淆逻辑、模糊攻击对象的方式,过度渲染正面人物形象,对文章中歌颂的科学家、军人、英雄等社会正面人物采取去人性化的形象塑造方式,过分夸大其贡献,呈现出人物的悲剧色彩;而对于文艺工作者,则通过暗示甚至是捏造事实的方法,对其社会角色与社会职责进行直接或间接批判。

  在新媒体催生的多元公共空间中,公民都依法享有权,可以在自媒体平台上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发声的过程中,所有的观点都需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进行理性表达,尽管互联网是社会的减压阀,但依托于虚构和煽情的意见表达,不但不会利于社会各界言论的表达,只会加深社群的分裂与断裂”[ 傅剑锋.网络时代,我们需要不断地返回新闻史——平衡报道不能屈服于网络民意[J]南方传媒研究,2009 (19)]。

  现代社会保障了网民话语表达渠道的拓宽与通畅,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各种各样的表达手法被运用到言论的表达中,在自传播中影响着受众。在当下,很多现象或许看似不公,多元的价值观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但是这种二元独立的叙事放大,却并不符合理性表达的专业素养。社会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的确客观存在,但是这一切的表述都不应掺杂话语陷阱。

  在网络空间的移交表达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一种权力,互联网本身的去中心特性导致了自身权力的分散,作为网民,信息发布者、内容生产者,倘若缺乏权力利用的智慧就很容易导致对受众的权力错用滥用。[ 赵云泽,王靖雨,滕沐颖,焦建.中国社会转型焦虑与互联网伦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120]

  互联网的开放与包容,极大提高了人们在获取信息时的自主性和选择性,但相比更大范围地讨论,人们还是更倾向于接受与自己意见相一致的观点。当互联网为受众提供多元表达途径的时候,其实理性表达、认真聆听依然是一种奢求。

  “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梁建勇,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等与会并致辞。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11月7日至9日在乌镇召开。本届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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